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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走向公民社会:转轨时期的东欧民间组织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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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26 09:27:10 |显示全部楼层

东欧转轨前后,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相伴的公民社会发育是当时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表现。各种形式的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的活跃不仅提高了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而且直接促进了民主化、市场化改革的展开。在剧变后,各种NGO一方面面临着结社自由突然开启所形成的巨大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却遭到资源约束与转型期各种不规范行为的巨大挑战。NGO的生存方式与行为特点发生了极大变化。政治性NGO的衰落与公益性NGO的大发展成为十年来第三部门最明显的走向。这其中有很多值得总结之处。


   一 转轨前体制与政治性NGO的发展

   东欧国家剧变前的社会,除了计划经济国家通常的特点如国家权力无所不在、社会泛政治化、政企不分、政社(会)不分等等外,与亚洲计划经济国家相比,它们还有两个突出的特征:

   一是除阿尔巴尼亚等极小部分地区外,东欧整体上已完成工业化,城市居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经济发展或者早已越过靠剥夺农民进行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如苏联),或者传统上就是工业国(如捷克),根本未经过这一阶段。因此一般地说,计划经济体制已形成了相当完备的“束缚─保护”机制,不仅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能高度发达,还在一定程度上覆盖了许多私人物品领域,形成了“无自由而有保障的计划福利国家”。这与那些为进行“原始积累”而实行束缚、汲取功能强大而保护功能孱弱、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而私人物品供给又受压抑的“低福利命令经济”体制有很大区别。在大多数东欧国家,剧变前不仅城市公益事业与社会保障十分发达,而且基本上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单位”)统一提供的,因此像亚洲“单位制”国家那种各单位福利相差很大、很多“差的”单位缺少社会保障的现像,在多数东欧国家并不存在。

   亚洲“命令经济”中的农业体制是以抽取原始积累而不是以提供社会保障为目标的(处在原始积累阶段的苏联斯大林时代也基本如此),因此束缚功能强、保护功能弱便成为农民面对的突出问题。正如周其仁所说,这类国家的农业是一种“由国家控制但由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体制。它与城市中“国家控制并由国家承担控制后果”的体制之别,并不是甚么“国营”与“集体”的区别,而是有束缚而无(或很少)保护的体制与“束缚─保护”统一的体制之别[1]。由于这些亚洲国家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这种“有束缚无保护”的低福利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社会的基本面貌。

   在这种状况下,由于社会保障不发达,公益─福利水平低下,公共物品极度短缺而国家又无法提供,社会上存在着大量不得温饱、尚未解决生存问题的贫困人口,因此像许多不发达国家那样,那些以扶贫解困、慈善救济为目的的公益组织就有很大的需求。同时这类国家社会保障虽低但社会束缚程度却高于东欧,非政府的公民政治空间基本不存在,因此“政治性NGO”不可能发展。这两者决定了许多亚洲命令经济国家,转型前期发展起来的主要是慈善型NGO,而且这些组织的“NGO”化(自治性)程度也不高。

   多数东欧国家则完全不同。那里在剧变前并没有所谓扶贫的问题,它们不但城市公益发达,而且为数很少的农业人口也处在工业“反哺”农业的状态下。苏联农业中不仅国营农场比重已超过集体农庄,而且从1966年起全苏集体农庄也统一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庄员的社会保障程度基本与城里人相当。比这种“束缚─保护”机制更甚的是一些东欧国家,如波兰、南斯拉夫的“无束缚有保护”(或束缚少保护多)的机制。这两个国家在共产党执政时期都没有推行过农业集体化,农民基本上仍是自主经营的家庭农场主。但国家基于意识形态考虑与工业经济实力的支持,却仍给他们提供了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以“增加社会主义向心力”。例如波兰在60年代就由国家掏钱建立了产前产后服务保障的“农业圈”制度。1972年1月1日起实行全国农民公费医疗制度,1978年1月1日起实行农民退休金制度[2]。这与亚洲那种“有束缚无保护”的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除了国家之外,剧变前一些东欧国家还有一个重要的公共物品提供者,就是教会。教会在国际知识界一般不被视为第三部门组织,但它可以支持、资助这种组织,剧变后这种情况大为发展,而在剧变前则由于结社自由受限,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但教会提供公益产品却是可以的。在像波兰这样的国家,教会在公益方面的影响甚大,不仅参与教育、文化、卫生事业,而且与国家争相“支农”。70年代国家给农民(个体农民)提供了社会保障后,教会便在1983年6月设立“个体农户援助基金”,向西方教会与波兰侨民筹款达二十亿美元,用以为农户提供化肥、农药与机械服务。

   另一方面,许多东欧国家在“保护”功能发达的同时,束缚功能却弱于亚洲同类国家。前面所说经济上独立小农的存在就是一例,甚至像保加利亚这样以“正统、保守”著称的东欧国家,也在剧变前就实行了住宅私有政策,职工工龄积累到一定时期就可以得到国家转让的住宅产权,可以出售与出租。波兰、匈牙利与南斯拉夫这样的“市场社会主义”国家更不待言。在经济以外领域束缚功能相对明显更弱。由于东欧地缘上靠近西方,受后者的影响更大更早,70-80年代在“缓和”进程与欧洲安全和人权保障的“赫尔辛基机制”影响下,雏形的NGO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源。在这种大背景下,这些组织更多的不是慈善型而是政治型、不是公益型而是“成员利益”型的,也就成了十分自然的事。

   同时在东欧剧变前体制下,社会泛政治化色彩使得从西方眼光看完全是非政治性的事物,在这里也会具有或演变为政治性质,其中尤其是东欧的环境保护运动。如前所述,剧变前东欧基本不存在亚洲意义上的扶贫问题,但环境问题则不亚于亚洲。像切尔诺贝利大爆炸这样的生态灾难,自然会刺激起民间的环保运动。然而剧变前体制的政治压制,却往往导致这些运动不得不走向政治化。如前苏联末期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切尔诺贝利之后的反核环保运动,就成为后来的乌克兰鲁赫(人民争取改革运动)与白俄罗斯人民阵线(“复兴”)的先驱。

   更典型的是保加利亚。70年代保加利亚在多瑙河上工业城市鲁塞建设大型氯碱联合企业,造成灾难性污染。当地市民因而组织了NGO性质的“保护鲁塞生态公民委员会”,发起了一系列示威游行与请愿。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政权本来是不允许这类民间组织出现的,但因多瑙河下游流经罗马尼亚和苏联,此事成为国际问题,在经互会的关注下氯碱厂终于关闭,“鲁塞生态运动”取得胜利。然而老羞成怒的当局却把参加该运动的积极份子全部开除出党,迫使他们走上了反对派道路。于是一场环保运动被引上了政治轨道。当时舆论认为:“尽管该组织被镇压,但这也许是保加利亚公民第一次在官方机构之外对政策制定产生了影响。”[3]到1989年日夫科夫辞职之前,由“鲁塞运动”发展而来的“生态公开性”独立联合会成了当局无法禁制的最大民间力量,而且其目标愈来愈由生态问题扩及政治经济广泛领域。1989年12月7日,“生态公开性”与其他一些组织一起发起成立了“民主力量联盟”,这个联盟最终成为剧变后的执政力量[4]。

   与“生态运动”政治化类似,剧变前东欧的NGO都出现了泛政治化取向。当时东欧的NGO或类似NGO的组织主要有四类:

   一是以生态运动为主体的公益NGO,前述的鲁塞委员会──“生态公开性”组织堪为代表。

   二是民族文化活动组织,其典型是1986年在基辅成立的“乌克兰文化俱乐部”。它最初是由一批学者与作家组成的研究协会。在80年代后期的改革潮流中,它与渐趋独立的乌克兰作协一起成为最著名的民族文化NGO,并由民族文化活动发展为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后来乌克兰作协发起组织“鲁赫”,而乌克兰文化俱乐部则成为90年代风云一时的乌克兰人民民主党的发起人[5]。这类民族文化组织在许多东欧国家都存在,如赫鲁晓夫(Nikita S. Kruschev)时代就出现的波兰“华沙天主教知识份子俱乐部”等等。

   三是成员利益组织,这主要就是剧变前的各种非官方的独立工会、农会与其他职业团体。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波兰团结工会。1989年以后,这类组织在东欧与前苏联一度极为发展,如1990年在新库兹涅茨克成立的全苏独立工会联盟“全苏劳联”。该劳联由四十七个城市的不同价值取向的工会组织组成,其中既有最早的苏联非官方工人组织“莫斯科工人俱乐部”(1987年8月成立),也有从官方工会分离出来的“苏联社会主义工会联合会”(1989年成立)。既有支持叶利钦(Boris Yeltsin)与民主派、主张多党制与市场经济的库兹巴斯工人委员会理事会,也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私有化的极左派独立工会“劳动者联合阵线”,还有作为民族分离主义组织“鲁赫”成员的乌克兰利沃夫─沃伦煤田工人委员会。既有严格强调成员的“体力劳动者──无产者”身份的“列宁格勒独立工会”,也有把白领及公务员也包括在内的乌克兰劳联。把这些组织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纽带就是其成员的雇员身份与职业利益[6]。

   四是以推进人权、公民权利为宗旨的NGO,在东欧的条件下这几乎就是纯粹的持不同政见者组织。剧变前这类组织在不同时期曾出现过几次小高潮:1968年捷克事件与苏联签署赫尔辛基欧安会文件时,许多东欧国家包括苏联都出现过要求苏联履行赫尔辛基文件人权条款的组织,如大赦国际苏联小组、乌克兰赫尔辛基联盟等。波兰波罗的海工潮后,华沙大学教师库龙(Jacek Kuron哄^与作家安杰耶夫斯基(Wojciech Arkuszewski)等发起成立知识界“保卫工人委员会”,而工人自己的团结工会是在四年后才出现的。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时代这类组织更活跃,其中有不少,如1987年成立的匈牙利民主论坛等,后来都发展成了政党或政治运动。

   这四类组织中除最后一类明显带有政治性,具有向政党发展的逻辑外,其余三类组织在发达的公民社会中多数是非政治的。但在泛政治化的体制下,即使当事者无此初衷,事态的发展也会使其具有政治性质。

   然而,第三部门组织与成员利益组织本身与国家部门及以取得公共权力为目的的政治组织(政党)具有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尤其上述第三类组织,往往具有庞大的社会基础,不是其他几类主要为少数知识份子组成的组织所能比。剧变后它们的命运便在转轨体制下面临极大的挑战。


   二 变革的悖论:政治化还是第三部门化?

   在西方学界关于非国家(政府)非市场(企业)的第三部门或“公民社会”概念中,志愿─公益性组织或非成员利益组织与成员利益组织是两种基本类型,而70年代以后成为一种“公民结社革命”新潮的主要是前者。然而在东欧,剧变初期正是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急剧调整的时候,成员利益组织在民间组织中具有突出地位是不难理解的。东欧各国在剧变时,基本上都是属于所谓“第二次浪潮”国家,工业化已完成而服务业与信息等新兴产业不发达,工人是社会上组织程度最高、数量也最大的人群,工会自然也就成了成员利益组织中的主要类型。

   东欧各国的独立工会运动对于推动变革均起过一定作用,在波兰它是主要的变革力量,在前苏联与罗马尼亚次之。苏联“八一九”政变时,独立矿工工会是最先起来捍卫叶利钦反击政变、发动政治性同盟罢工的社会力量,罗马尼亚的矿工则早在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统治晚期就曾多次发动过工潮。但在剧变后工业、尤其是作为夕阳产业的煤矿等行业在经济“休克”中又首当其冲,这些国家工会行为方式因而发生极度分化,大体上有三种类型:

一、逐渐非政治化,退回到企业内为争取职工利益而在私有化中参与讨价还价,因此在社会政治事务中消失。这方面的典型是苏联─俄罗斯“全苏劳联”所属各独立工会。这些工会,尤其是战斗性最强的库兹巴斯、伯朝拉等地的矿工工会在“八一九”时一面倒地支持民主派,而在1993年叶利钦与议会摊牌的“炮打白宫”事件中就严重地分化了,即使在库兹巴斯一地,拥叶利钦与拥议会者的分裂也使工会的行为发生混乱。1993年后,工人对政治已失去兴趣,全俄性工会组织基本瘫痪,虽然各企业转轨过程中的罢工是家常便饭,但跨企业的政治性罢工已极少见,即使在1997年金融危机造成经济恶化而反对派全力号召抗议的情况下,也没有发生任何稍具规模的政治性工潮。


   二、继续深度卷入政治,成为“永远的反对派”。罗马尼亚矿工工会是突出的典型。罗马尼亚日乌河谷煤田在齐奥塞斯库后期已进入资源衰减期,当时矿工已与当局就裁员等问题发生冲突,并成为反齐奥塞斯库民主运动的内容之一。但剧变后,合法化的日乌河谷煤矿独立工会却变得更加“好斗”,历届政府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均曾受其冲击,而且冲击迅速政治化,从矿区罢工发展到远征首都,多次出现上万矿工进驻布加勒斯特,与学生、市民组织发生冲突乃至流血的事件,几次造成政府危机与政府更迭。1991年9月矿工进入首都支持救阵左派并对正在进行示威请愿的自由派大学生组织大打出手,迫使倾向自由派的罗曼(Petre Roman)政府下台。但伊利埃斯库(Ion Iliescu)的左派政府掌权后,日乌河谷的矿工又转而反对左派。事实上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都要关闭早已无法经营的矿井,矿工工会也清楚这一点。但作为成员利益组织,他们提出的要价是十分惊人的:每个矿工必须得到二十公顷土地与八万美元,他们才答应离开矿井。这个要价是哪个政府也无法满足的。“日乌河谷人”又不善于把问题分散到企业层面去解决,一定要以总同盟罢工之类的方式寻求一个政治上的最终方案,这就使矿工工会一方面高度政治化,另一方面又不像波兰的团结工会一样分化出若干政党来,而始终处于既不像政党又不像第三部门的尴尬状态[7]。

   三、在深度卷入政治并有所成就的情况下,面临演变为国家(以及以执政为目的的政党)组织还是仍然保持第三部门─成员利益组织的选择,并因而引起分裂:一部分继续政治化,最终成为政党,一部分仍然保持第三部门─成员利益组织的行为方式。这方面的典型就是东欧剧变中最有名的民间组织──波兰团结工会。

   团结工会发源于波兰北部最富有工人运动传统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1970年这里发生“波罗的海三城(格但斯克、格丁尼亚、索波特)事件”,引起大规模工潮,当时已经有了民间工人组织(各厂工人委员会等)的雏形。1976年拉多姆事件后,以华沙大学一批知识份子为核心的“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纯经济利益驱动的工潮开始与大范围的社会变革运动发生联系,并与知识界思潮产生互动,后者使工潮的思想性与组织性明显提高。1980年波罗的海沿岸工潮再起,并迅速蔓延全国,工潮发源地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成立了“团结工会”,并且于1980年8月31日与较开明的格但斯克当局签订了承认有限工会自治的“格但斯克协议”[8]。该协议使团结工会一度合法化,顿时成为波兰工人的希望,到这年年底,会员发展到一千万人,占全国职工的八成,大量基层企业工会成建制加入,使得官方工会濒于瓦解。1981年9月团结工会召开一大,通过改革决议,年底发动全国总罢工,走上了与当局对抗的激进道路[9]。

   在苏联威胁要出兵镇压的情况下,波兰当局于1981年12月13日宣布军管,取缔团结工会,逮捕其领导人。按官方说法,军管头一年,共有10,100多人被拘禁,破获了677个秘密组织。团结工会的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捕,后选出第二、三梯队,组织全国协调委员会转入地下继续对抗。他们在军管期间组织了大小罢工240多次,出版地下刊物500多种,小报100多种,加上无数的传单,一时竟使军管后波兰纸价上涨十倍,被政府收缴的印刷机1,196台。1982年12月31日军管取消,但团结工会仍处于非法状态,此起彼伏的工潮也一直未能停止。在各方面压力下,1989年波兰当局终于承认团结工会为合法组织,并签订圆桌会议协议,举行“半自由的”大选。该规则规定国会大部分议席分配给执政党联盟,但具体人选须经选举确认,小部分议席与新设立的参议院(席位较少)则自由竞选。两院议席总数中分配给当局的席位仍占多数,即使自由选举失败,当局仍然可以在两院稳获控制权。不仅当局这样构想,团结工会方面其实也是这样想的,瓦文萨(Lech Walesa)在大选前就曾公开表示,团结工会不可能在这样的选举中掌权,他们只想做建设性的反对派。

   然而选举结果大出所料:不仅在自由选举中执政联盟未得一席,创下了世界竞选史上执政势力得票的“零的纪录”,而且在分配给他们的议席中绝大部分候选人也在第一轮就被选民否定,以至后来需要团结工会出面呼吁选民第二轮投票让他们过关,使他们得到按圆桌会议协议分配给他们的议席。在这种情况下,执政方候选人为了维护个人名誉纷纷在大选后宣布退党,执政联盟中的盟党也宣布与主党分手而与团结工会结盟。于是“半自由选举”保证执政者得到的多数议席便全无意义。大选后不久,在执政方无力组阁的情况下,由团结工会方面组阁执政,从此开始了四届“团结工会政府”执政时期(1989-1993)。1993年9月在第一次完全西方式的自由选举中,“团派”大败下台。当年在半自由(半共产党)式选举中输得极惨的“前共产党人”,这次在纯西方式竞选中反而获胜,使波兰出现了东欧第二个(此前只有立陶宛)“左派复兴政府”。经过四年左派政府时期的反对派生涯后,1997年大选“团结工会选举运动”再次击败前共产党人的“民主左派联盟”,开始了第二次“团派”执政。总计在剧变以来十二年中,团结工会方面人士执政长达八年。然而正是这八年,把团结工会折腾得精疲力竭,几乎到了要消亡的边缘。

   原先的团结工会是个单纯的工人维护成员权益组织,像瓦文萨这样的人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受教会影响,对当时体制有疏离倾向,但谈不上有甚么明显的政治理念。给他们提供理念并成为团结工会顾问的知识份子,例如以库龙、米赫尼克(Adam Michnik)等为代表的“保卫工人委员会”成员原来也多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反专制、要求西方式民主,但对市场经济及私有制并无兴趣。引致军管的团结工会1981年“一大”改革决议虽然在政治改革方面十分激进,提出了工会独立、新闻自由、政治多元化、自由选举等要求,但对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未置一词。要说“主义”的话,工会运动天然具有的工团主义:工人自治、民主治厂等等就是团结工会的立场。在“格但斯克协议”上他们提出的也是这类要求。1980年,团结工会还提出过“要社会主义,不要对社会主义的歪曲”之口号。事实上,当时的工潮本身就是以抗议提高物价(即价格市场化初期步骤)开始的,这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相矛盾[10]。

   但在地下时期,许多团结工会活动家的立场发生了变化。除了当局的镇压使他们加深对体制的反感、西方的支持使自由主义包括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扩大外,“团结工会企业”的实践也起了很大作用。在军管以及后来的地下工会时期,为了解决参加罢工的工人及其家属的生计问题,团结工会人士用募捐与国外和教会的资助投资创办了一系列民营地下工厂,其中不少在当时短缺经济的环境下取得了很好的经营效果。这使这些工会活动家感到民营企业比官营企业更有活力,因而推动他们接受市场化、私有化的想法。当然,参加团派运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起了很大作用[11]。

   工会要夺权,工会经营工厂,这在一个健全的现代公民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但在泛政治化的东欧,政府、企业、社会三个“部门”搅在一起,政企不分,政社不分,企社自然也很难划清界限。团结工会这样一个民间“非政府组织”出面组织政府,和此前它作为“非营利组织”着手经办企业,都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但向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转轨必然意味着这种状况的结束。十年来,波兰“工会政府”由陷入窘境到退出历史舞台,“雇员所有制”逐渐为“经理─雇员买断制”取代[12],这一过程遂告完成。名振一时的团结工会也就在这一过程中逐渐退到了它本来应该具有的位置[13]。

   剧变后波兰前后两次团派执政、五届团派政府主要成员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家等知识份子精英,出身于“保卫工人委员会”之类的团派顾问班子,但议会中的团派议员则绝大多数是直接来自企业的工会活动家。由此,团派政府时期出现的一个景观就是政府不怕反对派议员团,只怕“自己的”议员团。第一次团派执政的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别莱茨基(Jan Krzysztof Bielecki)、奥尔舍夫斯基(Jan Olszewski)与苏霍茨卡(Hanna Suchocka)四届政府如此短命,都是团派、而不是“左派”议员提出不信任案,或是社会上出现团结工会“自己人”的罢工游行的结果。最终导致苏霍茨卡下台、团派执政结束和左派上台的风潮也不是由左派而是团结工会自己发动的。第二次团派执政虽然没有再频频出现倒阁,而让布泽克(Jerzy Buzek)政府干完了任期。但作为议员团主席同时又是团结工会主席的克扎克莱夫斯基(Marian Krzaklewski)却常常是上午到议会投票赞成政府预算,下午却作为工会领袖出现在反对政府方案的游行队伍最前头。

   团结工会作为工人─雇员利益的代表,追求工人利益的最大化,反对解雇工人,产权改革要求企业职工普遍持股并抵制外来资本,工资只嫌低,物价只怕高。然而作为政府,尤其是转轨后第一次执政的前四届团结工会政府却成为“休克疗法”的主持者,要促使企业减员增效、推动“有效率的私有化”(实即经营者控股的私有化)和全民分配式的外部人私有化,紧缩银根、冻结工资、放开物价。结果团派政府成为典型的激进自由派政府,而团结工会本身却成为激进自由化经济改革遇到的比“前共产党人”更强有力的抵制力量。团结工会力量最强大的那些“堡垒户”企业也成了私有化最困难的企业。团结工会诞生地格但斯克造船厂,连续四次拍卖方案均因本厂团结工会组织的拒绝而流产,最后坐吃山空之余不得不宣告破产。团结工会的华沙基地乌尔苏斯拖拉机厂,在厂门口高竖起团结工会的会标,拒绝任何与私有化有关的政府人员入内。南方的西里西亚煤矿也是如此,由于矿工强烈抵制,至今私有化几乎全无进展,而现任团结工会议员团主席克扎克莱夫斯基就是来自西里西亚。

   于是波兰(以及其他一些东欧国家)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被视为“右派”的团结工会在推动私有化方面反而比左派──“前共产党人”保守得多。别莱茨基政府的捷克式大私有化方案,首先在议会就被团结工会议员所否决,而左派上台后倒是实行了这个方案。由于政府与工会价值取向的悖谬,团派历任政府领导人几乎都在上任不久就与把自己推上台的团结工会发生尖锐矛盾,并最终分手。其中不少人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如马佐维耶茨基的自由民主联盟、别莱茨基的自由民主大会党等等。这种矛盾后来闹到这种程度:团结工会中一些人竟然祭起反犹大旗,称主要由犹太血统公民组成的头两届团派政府为“居心不良的犹太帮”[14],反而是左派出来谴责这种反犹论调。

鉴于政府与工会的这种角色悖谬,既使团派政府成为不但面临反对派挑战而且受到“自己人”掣肘的软政府,又使团结工会本身受到其他工会(如变革前官方工会演变而来的全波工会总协议会)与政府的双重压力,瓦文萨等人于90年代中期后多次提出工会非政治化问题。1998年9月在团结工会“十大”上,瓦文萨为此与团结工会现任主席克扎克莱夫斯基发生激烈争论。瓦文萨指责现在的团结工会“只关心政治斗争,不关心职工利益,许多职工被解雇,团结工会不出来为他们说话”。他说:团结工会的政治色彩“太浓了”,如果继续热衷于政治活动,它的地位必将为与它对立的另一工会(指全波工协)所取代。他还批评克扎克莱夫斯基既当工会主席,又担任议员团主席,还成立了政党性质的“团结工会选举运动社会阵线”并自任主席。瓦文萨认为,工会就是工会,政党就是政党,若两者混为一谈,必然产生“工会寡头”,导致“政治化”的工会发生“腐败”。瓦文萨本人在此前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党:第三共和国基督教民主党,他已表示今后将以政党身份、而不再以团结工会活动家身份工作。在瓦文萨与团派内部许多人的压力下,克扎克莱夫斯基也表示他将逐步放弃议员团的工作,集中力量搞工会。但不久他又认为:“团结工会的(政治)使命尚未完成”,如果非政治化,就会使它成为“甚么作用也起不了的空架子”。他宣称:“团结工会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它搞政治!”


   但2000年总统大选中,克扎克莱夫斯基又遭惨败,民意调查甚至称他是“最不受欢迎的政治家”。至此,他不得不宣布“团结工会再也不从政”了。2001年春,团结工会“十一大”上克扎克莱夫斯基当选连任主席,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随即于5月16日宣布退出“团结工会选举运动”。至此,团结工会终于退出了角逐“第一部门”即公共权力的政治舞台。从团结工会运动中出身的政治家仍然有不少活跃在政坛,但他们都已脱离了团结工会而以政党形式从政了。


   三 民间职业团体与公正改革

   工会执政、非政府组织主持政府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转型期工会与民间成员组织广泛参与改革却是一个正面的经验。强大的工会与政府、与厂方的谈判虽然短期看似乎增大了“交易成本”,工会积极推动的“雇员所有制”,经过十年考验也被证明它在市场经济中并不是一种成功的经营方式[15]。但从长远看,经过这样的讨价还价达成的改制方案具有很强的道义合法性与公信力,为以后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雇员所有制虽然最后向股权集中和买断制演进,但这一过程最大程度地维护了劳动者在转轨中的权益,比权贵寡头化公为私的私有化要合理得多。工会最强大的波兰虽然一直有“工会吓跑了投资者”的抱怨,但十二年来,波兰总的经济增长业绩仍是前苏东国家中之首,而它吸引外资的能力也名列前茅。

   波兰剧变主要起因于工潮,工会力量强大是波兰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的特点。人们常常认为工会与“工人民主”坚持“劳动高于资本”、“工人利益至高无上”的工联主义立场,只利于“破旧”而不利于“立新”。波兰转轨头两年经济形势比匈牙利严峻、吸引外资没有匈牙利多似乎证明了这一判断。的确,波兰经常可以听到好斗的工会吓跑了投资者的故事,而工会抵制“不公平的”、“有损于工人利益的”私有化方案的例子更是时有所闻。团结工会的摇篮格但斯克造船厂就是因为工会在“工人总统”瓦文萨庇护下拒绝一切改造方案而坐吃山空,终于在1997年春宣布破产。波兰钢铁工业重建中也有过类似的例子,如华沙卢奇尼钢厂就曾因工会反对裁员而在1994年发生了数周的罢工。然而从长远看,工人通常不反对公平的竞争,而工会拥有发言权有利于转轨过程的公平性和消除“权贵私有化”之弊,对转轨的长远效果是利大于弊的[16]。尽管因为团结工会是当前的执政派之一,它们出于担心失业及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考虑,钢铁业的私有化步伐反而不如左派的社民党政府时快,欧盟对此非常不满,甚至把它作为入盟的条件向波兰政府摊牌。然而从总体看,波兰工会在转型期的工作中心还是从拒绝改造到参与改造、支持改造,转被动为主动。波兰最大的冶金企业克拉科夫钢铁联合体HTS(诺瓦胡塔)的改造就是一个典型事例[17]。

   诺瓦胡塔的重建工作能取得很大成绩,与该厂的三大工会对重建计划的“决定性支持”是分不开的。该厂团结工会是剧变前工潮的主要动力,目前有6,500名成员,仍是该厂最大的工会组织。全波工协(OPZZ)是剧变前的“官办工会”,剧变后成为“团结工会政府”的反对派,但在1994年的“左派复兴”中,波兰“前共产党人”在议会、政府、总统选举实现“红三角”后,该工会的地位又有上升。它在HTS的成员有4,100人,连退休工人及各分离子公司中的会员则达6,500人,与团结工会旗鼓相当。第三个工会组织是“团结工会─80”,它是剧变后认为团结工会已成为官方代表而不再为工人说话的一部分成员退出后另立的山头,标榜继承1980年工潮传统,代表工人利益而对任何厂方都持反对派立场。“团结工会─80”的这一立场和罗马尼亚日乌河谷矿工工会“天然反对派”的态度有点相像,所不同的是,“团结工会─80”的灵活性较大,在第二届工会政府执政时期,它已逐渐放弃好战、干涉主义、罢工领导者的角色,而开始成为劳资对话和和解力量的“协调者”、“社会合作的倡导者”。“团结工会─80”在HTS只有五百名会员,但据称他们多工作于“战略位置”,他们的态度在整个钢厂仍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除此而外,还有约三分之一的HTS员工未加入任何工会。

   这三大工会原则上都支持重建,并承认在陈旧技术基础上的工厂如不改革将难免破产,而若改革就少不了裁员之类的“代价”。但在具体问题上,三大工会之间以及工会与厂方之间仍有分歧。

   团结工会在HTS的组织认为它们的中心任务是帮助工人转变观念。他们认为,工人不会乐于接受来自经理层的(关于重建的)强硬信息,因为旧体制下工人对工厂没有任何责任,也不关心它,因此现在许多人也不愿正视工厂面临破产威胁的事实。但如果变革的信息来自团结工会,工人会乐于接受,因为这样的重建过程会比来自经理的做法更公平、更公正。因此工会应当积极卷入重建。该工会为其成员办学习班,把“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请来与班上的工人交流、对话以及“交朋友”,同时与厂方合作为那些希望离开钢厂自办小企业的人们进行培训。团结工会在HTS的发言人宣布:钢厂的工作辛苦,工资也不高,而且重建计划中再减少七千个岗位的规定经过工会审议,是有理由的,因此“如果工人希望自愿地离厂,工会将不持异议”,但工会反对迫使他们离去。工会希望其中的四千人在世纪末前办理提前退休或病退,而对于仍然“过剩”的三千人,工会将致力于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小企业。

   HTS的团结工会不反对分离子公司,而且它本身就参与了两个这类公司即“冶金团结”和“共同事业”的建立。事实上,团结工会早在剧变前就有办企业的经验,当时在军管条件下为了帮助因参加工潮而受迫害的会员,也为了筹集活动经费,它承办过一批地下企业而且颇获成功。据说团结工会的一些活动家就是从中得到启示而放弃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人治厂”主张,转而赞成私有制的[18]。HTS团结工会主席认为,子公司不仅对于创造就业机会、而且对于改变工人对重建的态度都有重要意义。由于工人在新公司中持有股份,就相当于“在所有制上下了赌注”,其态度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些仍然在岗的工人认识变革的必要性则较为困难,他们不想考虑私有化,一开始也反对吸引外资,不过这种反对会很快消失,“因为现实表明别无选择”。

   全波工协对重建的态度与团结工会类似。它支持重建计划,而且认为自己的作用是使其成员相信重建的必要性。它支持设立子公司并认为工人在其中持股是可取的。与团结工会一样,它也参与建立两家参股公司,以便经营从总厂分离出来的部分资产。但它反对把钢厂原有的福利部门分离出来,宣布一旦分离出去独立经营,工人就会难以得到传统的服务,如供应餐饮之类;即使仍能得到,也会变得很昂贵。但也有人说,全波工协的这一态度主要是因为它在HTS的成员集中于这些社会服务和福利部门(食堂、文化宫、度假中心、商店和疗养院等),他们不愿承担经营风险。但如果分离后经营确实有利可图,他们会改变反对态度。因此他们的反对实际上只起了这样的作用:即有助于使这些子公司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分离。

   当然,工协方面否认这种说法,它重申自己属于“左翼”,其对重建的态度是由左翼工会的社会民主立场决定的。这具体表现为它更支持免费的社会服务,这点与团结工会不同。工协的另一个抱怨是自己未能更多地参与重建进程。对于工人,全波工协发言人认为他们目光短浅,没有重视未来的失业威胁(这似乎不难理解,因为迄1996年时HTS并未出现大规模的被迫下岗),而在工协看来这种威胁是明显的,他们警告说,在今后几年内将离开工厂的七千人中,许多人将并非情愿。工会领袖尚没有告诉工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如何保护自己。

   第三个工会“团结工会─80”宣称其他两个工会实际上都不是“真正的工会”:团结工会固然是得了江山忘了本,而全波工协更似乎是“共产党工会的再版”,其唯一的任务是把经理层的意志强加于工人。“团结工会─80”在HTS的发言人甚至说:钢铁厂里有三个主子,官方领导与团结工会、全波工协两家的头头,他们都是与工人对立的老板。“团结工会─80”不反对重建,不反对分离子公司,但反对工会在子公司中持股。它认为全波工协与团结工会都因它们在子公司中所具有的股东地位而受到了腐蚀,这意味着它们不能再真正代表工人。“团结工会─80”宣称自己是唯一在财政上不依赖HTS厂方的工会。与此相对,HTS中的团结工会与全波工协都把“团结工会─80”说成是十分狭隘的小团体,两者都表示不与“团结工会─80”合作。

   但事实表明这种不合作也并非那么绝对。“团结工会─80”在HTS出现于1991年,它很快发起了反对第一方案(由加拿大专家制定的重建方案)的斗争。尽管政府宣布这一方案只是为了克服纯粹经济的危机,但“团结工会─80”却认为该方案出于“纯政治的理由”扶植卡托维兹钢厂并利用它来压制HTS,于是少数“团结工会─80”成员宣布进行绝食以示抗议。1991年圣诞节前两天罢工开始时只有四人参加,但由于得到钢厂其他工人支持和来自全国其他企业的声援,行动很快升级,而当其他两家工会的成员“以个人身份”支持这一行动时,团结工会与全波工协的组织也对此表示了同情,并宣布在“道义”上要提供“非正式的”支持以示团结。由于三家工会实际上的一致反对,加上其他因素,政府终于放弃了这一方案。

   自此以后“团结工会─80”的声望上升,它自认是激进的,积极扮演工人代表的角色,而其他工会太缺少面对经理层的意志,尤其是团结工会的领袖在执政后就与全波工协的头头一样成了“宪兵”,它们对自己的仕途比对保卫工会成员的利益更关心。但尽管如此,“团结工会─80”并不想在政治上向政府、厂方或其他两家工会发起挑战,而只满足于作为一个牵制者或监督者。它的发言人称: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工会与其说应该成为一个社会运动、一个政党或候补管理者,毋宁说更应该关心工人们日常面对的实际问题,并帮助加以解决。因此工会不仅不反对重建,而且原则上也不反对裁员,如果这确实是技术更新所必须的话。分离子公司具有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工会也应支持,但具体操作应该考虑周全。“团结工会─80”就此提出过不少建议,例如它提到:HTS的许多工人来自克拉科夫周围乡村及小城镇中的家庭农场,这些农场太小,不足以供养一个家庭,因此需要亦工亦农,以在HTS中打工的薪水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团结工会─80”建议为他们设立资助自愿下岗基金,用于给他们一次性发放二十倍于其月工资的补助,专款专用于投资农场,以扩大经营,使他们能够以农为主。这一建议不论可行与否,无疑都是建设性的。

   在重建决策中,HTS不仅依靠经理们,而且在分厂一级都设有外国专家组成的“技术性”顾问班子,重大决策都是在经理层、外籍专家与工会三方参与下形成的。因此在整个重建过程中合作的气氛始终占优势,没有出现大的动荡[19]。


   四 公益性组织──狭义第三部门的兴起

在剧烈转轨的利益调整期间,东欧的民间组织中最重要的是成员利益组织。但随着转轨进程的完成,剧烈利益变动期结束,并非为成员利益服务的公益性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性便大为上升,最终将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一样,成为“政府与企业之外”的公共生活主流。以转轨较顺利、经济振兴较快的波兰为例,1995年以来在工会类组织重要性降低的同时,公益类组织的重要性则提高。

   根据波兰克龙─雅沃尔非政府组织信息库2001年初的统计[20],波兰如今的公益性NGO已发展到近千个,其中加入了克龙─雅沃尔信息联盟的较有影响的组织有191个。这些组织以宗旨分类,有关儿童保护的18个,从事体育保健的9个,少数民族与地方、单位权益维护团体19个,国际交流与友好组织4个,人权民主促进组织10个,公益互助与发展促进组织41个,宗教背景的联谊组织4个,生态环保组织12个,女权与妇女保护组织7个,慈善救济与保护最弱者的组织26个,还有19个文教机构、8个行业─职业公会。以组织形式分类,则自由成员协会为数最多,占了将近半数(93个),各种基金会26个,论坛9个,俱乐部13个,研究机构7个,中心16个,委员会4个。

   从宏观上看,显然这个时期NGO的发展已与转轨初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民主人权问题基本解决,不再成为NGO关注的中心,人权民主促进组织已减少到占总数的仅5%,转轨初期影响极大的宗教背景联谊组织在如今这个名单里只有四个,转轨关键阶段叱卂风云的各种成员利益组织──职业、行业公会的比重也显著下降。与此同时,公益互助与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组织多达四十一个,慈善救济与保护最弱者的组织、文教机构、少数民族、地方与特殊人群自治与权益保护组织和生态环保组织也大有发展,其数量超过了人权、宗教联谊与成员公会的规模。这已经与发达国家NGO的状况相当。

   从组织形式上看,如今波兰NGO的主要形式是自由成员协会,具有资源筹集功能的各种民间基金会也大有发展。无固定成员但有常设机构的同仁论坛、志愿者俱乐部、中心等也有一定发展空间。民间资助的非营利性文教科研机构已成相当气候。而大多数成员固定的利益群体像团结工会等等或者向政党演变,或者由于狭义的现代NGO的发展,传统工会之类的成员组织已不再混同于广义的民间社会而另成一类公共空间了。

   NGO的“全球公民结社革命”色彩与跨国NGO的出现也是东欧民间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这不仅表现在以东欧、欧洲、国际、全球为名的组织的增加,国际友好与交流团体的发展,而且也表现在跨国文化、族缘、地缘团体的出现。波兰目前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NGO与东正教背景NGO都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及其他国家东正教民间社会有密切联系,一些跨国地区组织如喀尔巴阡协会,则在喀尔巴阡山区有关各国(波兰、捷克、罗马尼亚、乌克兰等)都有活动。

   随着NGO运动的发展,东欧国家已出现与发达国家类似的“联盟的联盟”、“结社的结社”现像,各种NGO间的交流、联络、协调与联合日益活跃。除了“地方NGO协会”、“地区NGO论坛”这类“跨组织的组织”外,各种无定型的社团际空间也在发展。“互联网社交革命”的迅速发展给这类空间带来了极大的可能性。波兰自90年代中期以来已出现了一批“电脑服务NGO跨组织网络”,如著名的斯特凡─巴托雷基金会成立于1995年,其基本宗旨是在国际互联网公司的支持下,向波兰各种NGO、NPO、学术机构、教学团体、文化机构与医疗机构推广互联网信息资源共享,例如有关中学教学方面的教学活动信息、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卫生保健活动信息,以及各个基金会、各种协会的活动与合作情况。1997年,由多个民间基金与非政府组织联合发起成立了克龙─雅沃尔非政府组织信息库,它从事公民社会的信息收集、处理与交流,在国际互联网体系中建立波兰各NGO的可参考信息中心。这个信息库建立了波兰NGO的各层次免费服务器系统,有全波NGO的服务器,分类NGO服务器(已经建立艺术类NPO与为个人提供艺术设计的专设服务器、医学类NPO与为医学工作者提供个人学术交流的专设服务器,等等),还可以为有需要的每个NGO设立单独的免费服务器,以为这些组织提供利用国际互联网信息的途径,建立发布自己的信息、为他人提供活动情况的平台。

   据该信息库提供的资料,目前波兰各种NGO已经有志愿者370万人,占全国人口近一成(由于一人可以参加几个NGO的活动,故实际人数要少得多)。而根据美国学者塞拉蒙(Lester M. Salamon)提供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收集的数据,波兰NPO在1995年使用的劳动力占全国总数的1.5%(其中受薪者1.2%,志愿者0.3%),在东欧转型国家中低于捷克、匈牙利,高于斯洛伐克与罗马尼亚,位于中间状态。所以波兰的情况在东欧具有相当代表性。

   总的来看,东欧转型国家民间非营利组织虽然已有相当发展,但与发达国家仍相差甚远(如表1[21]),大体上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状态。有趣的是,从这项比较中不难发现,这一发展水平在东欧内部是转轨进度最快的捷克、匈牙利高于转轨进度较慢的罗马尼亚等国,而在发达国家中,则是具有所谓亚洲价值传统的日本与福利国家传统的芬兰、瑞典最低,英美这些“自由市场”国家则要高得多,而最高的是“第三条道路”的标本荷兰。可见人们志愿行为的发达程度与他们的自由程度存在着某种相关,人们拥有多少权利,也就会有多少责任感。因此民间公益部门的发展不仅与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也与体制的因素有关。向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转型便成为公益部门得以发达的重要因素。

  

   在民间组织行为领域内,转轨中国家也有突出的特点。塞拉蒙比较的二十六个国家中(见表2),非营利组织使用的人力平均约有三分之二集中于教育、保健与社会服务三个部门,而西欧发达国家这一比率高达73%,是最高的,东欧国家则只有40%,是最低的,不仅低于西欧,也低于其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反,东欧国家非营利部门人力资源的45%用于专业、改造活动与文化领域,其中文化领域达34.3%,环保领域5.4%,都是各类国家中最高的比率,而保健8.1%,教育18.9%,则是各类国家中最低的。这显然是由于转轨国家从前计划经济体制继承下来的国家福利体制更多地涵盖了这两个领域,而文化、环保这些在转轨前不受重视的部门则成为第三部门的主要活动领域。然而在这一点上,东欧的高福利计划经济国家与亚洲的低福利命令经济国家便区别很大。在后一类国家中,由于国家在医疗、教育方面的保障程度低,转轨时期第三部门在这些方面的投入就相对突出,像中国的希望工程这样的案例,在东欧是几乎没有的[22]。

  

   在非营利部门的资源来源方面,东欧转轨中国家也有其特点。在1995年可比的二十六个国家总计中,不包括志愿劳务价值在内,非营利部门的财政收入中最大比重来自收费项目(50.9%),其次是国家财政资助(38.8%),而来自个人、公司与基金会的慈善捐助只占10.3%。其中,西欧国家财政资助比重最高,达50.4%,拉美诸国收费比重最高(74.4%),而东欧国家则来自慈善捐助的比重最高(19.5%,即比平均值几乎高出一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转轨国家的人们特别乐善好施,因为这其中来自国外NPO的捐助比重也最大,而国内公民慈善捐助在东欧并不算发达。如果计入志愿劳务(义工)价值,东欧国家甚至可以说是最低的。从表1可知,五个东欧国家NPO志愿者占该国非农劳动力的比率平均仅有0.5%,只及所有二十六个可比国家总平均值2.4%的五分之一强。五国之中波、匈最低(各仅0.3%),在二十六国中仅略高于墨西哥,而五国之中最高的捷克与罗马尼亚在非东欧国家中也只高于墨西哥、巴西与哥伦比亚。与西欧国家相比,东欧的志愿者比率大概只有西欧的十分之一。

   尤其是传统上同样依赖国家提供福利的北欧民主福利国家与东欧之间,这个对比特别突出。北欧第三部门货币财政收入依赖于国家的程度最高,来自自由捐款的比重比自由市场国家少得多,但志愿者出工的比重却高于后一类国家而居各类国家之首。其中瑞典(7.4%)、荷兰(6.1%)、挪威(5.5%)分居二十六国的前三位。与波兰、匈牙利相比高出二十倍之多!这显示出虽然同样是“大政府”的传统,但民主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志愿精神与命令经济中劳动义务制对志愿精神的压抑[23]几乎是两个极端,两者的距离比它们各自与自由市场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距离更大。

   总之,东欧国家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转轨中,“第三种转轨”即公益与社会领域的转轨也是不可缺少的,并且与前两种转轨形成了互动。从一个国家即企业、国家即社会的泛国家体制走向三个部门分野的公民社会,是一个艰巨复杂的过程。由“义务劳动”向志愿服务的转变,其实质性不下于经济上由计划到市场、政治上由专制到民主。正如企业行为、政府行为在转轨过程中都有一个从不规范到相对规范的过程一样,东欧的“第三领域”也有一个逐渐“接轨”于国际的过程。在轉軌前的泛政治化體制下,一切民間組織,包括環保等類在內幾乎都帶有政治(或用哈維爾[Vaclav Havel]的話說,是“反政治的政治”)色彩。在转轨初期的利益格局大调整时期,成员利益组织成为民间组织的主流,并在转轨中发生剧烈的分化,其间伴随着“工会不像工会、政党不像政党、公益组织不像公益组织”的尴尬。随着转轨的逐渐到位,这类组织一部分政治化为走向公共权力的党派,一部分定位于第三部门,加上其他公益领域的公民组织化进展,遂逐渐形成了如今的格局。东欧的转轨现在并未完成,第三部门的发育也远远谈不上到位,相对于亚洲低福利型转轨国家而言,它们也有许多不能类比的特点。但作为转轨过程的一般规律,它们的许多经验教训都是可供借鉴的。


   注释

   1 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总第八期(1994年夏季卷)。

   2 戈宝植:〈波兰和波兰事件〉,《苏联东欧研究资料》,1983年第5至6期,页151。

   3 亚历山大.帕谢克、罗杰.卡内特:〈东欧剧变:政治改革的社会基础〉,《苏联东欧问题研究译丛》,1991年第1期,页114。

   4 Krassimira Paskaleva et al., eds., Bulgaria in Transition: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ldershot, Hants: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5 Andrew Wilson, Ukrainian Nationalism in the 1990s: A Minority Fai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6 Московскаяизвестия, 1990, no. 35.

   7 Vladimir Pasti, The Challenges of Transition: Romania in Transition, trans. Fraga Cheva Cusin (Boulder: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97).

8 A. Kemp-Welch, trans. and ed., The Birth of Solidarity, 2nd ed. (Houndmills, Basingst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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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26 22:06:27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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